第八百一十四章旅长:打秋风?
延州是革命圣地,五湖四海的青年人汇聚于此,一开始由于当地条件限制,再加上国军的长期封锁,延州的生活并不好过。
后来随着全体军民在根据地搞大生产运动,各项产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,大大缓解了延州在经济上的困境。
尤其是三边(定边,靖边,安边)盐业的恢复,让延州的进项多了不少,当时国军甚至提出了要“咸死边区”的口号,禁止西按盐贩只能去更远的宁、青地区运盐。
不过延州方面同样有对策,根据西按盐业供应现状,决定盐价不降反提,造成西按盐贩心理恐慌。
提价20%后,盐商要求按原价购买,延州坚持不降,盐商算了一下,即使提价20%也比从宁、青贩盐划得来,于是纷纷到延州抢购。
延州目前实行的是小模化的共产主义,但是领导干部跟普通战士还是有细微的差别,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津贴以及伙食上。
周维汉刚到延州的时候,就领了一套生活物品以及当月的津贴。
按照1938年制定的津贴标准:普通战士或班长一元,排长二元、连长三元、营长四元、团长以上一律五元,包括一号在内都是五元。
惟有抗大、马院,鲁艺等学校的教员是例外,一些著名的文化人,学者基本上是五——十元。
例如,冼星海十五元,鲁艺音乐系教员一律十二元,助教六元,当然发放的都是边区币。
周维汉是团级以上干部,每月津贴五元,由于在抗大任教,每月多给三元教课费,文蔷到延州之后,按照营级干部发放津贴四元,夫妻俩总共十二元。
按照延州的物价,一斤猪肉2角钱、10个鸡蛋1角钱、土布每尺3角、食盐每斗5角8分,可以说非常不错。
按照不同的级别,伙食待遇也不同,分设大、中、小灶。
高干小灶为四菜或二菜一汤,中层干部吃中灶,一般干部的小灶为高粱米饭或小米粥、大锅菜。
差别仍不大,具体如下:
大灶:每月八次肉,每次四两,馒头每月四次,菜内增油四五钱,碾碎细米,米汤加豆。
中灶:饭以现在水平为准,每天三两肉。
小灶:菜维持现在水平,每日米面各一半,饭菜注意调剂变换。
以周维汉所在的抗大为例,学员们统一住窑洞,洞高一丈余,长两丈余,洞前临窗靠墙一长坑,能睡十几人。
每人每月发放纸十张、墨水五钱、铅笔两支,报纸一窑一份,煤油灯两人一盏。
高级班(地委与旅以上干部)吃中灶,普通班或中级班吃大灶。
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,即使是在战争年代,依旧不影响人们对于过年的渴望。
眼瞅着还有几天过年,抗大也给学员放了假,教育长搞来十几头大肥猪,还有不少延安本地的特产。…
每个教员能分到五斤猪肉,两斤延州的红枣,两斤核桃,外加十斤小米,三尺土布。周维汉拎着这些东西,一路上遇见的同志们都喜笑颜开,一进院子,发现和尚、万金刚还有梁大喜都在。
“首长,我们那发了点东西!”和尚咧嘴一笑。
和尚三人都编入了延州卫戍部队中,平时跟着一起训练,待遇为排级,梁大喜年纪小,编制在卫戍部队,但是平时总跟着文蔷。
周维汉闻言点了点头,和尚他们吃的是大灶,平时没办法开伙,所以平时总来周维汉这打秋风。
“那行,晚上都在这吃!”周维汉说完又从兜里掏出来两块钱,嘱咐和尚:“给你两块钱,一块钱买两包烟,剩下一块买点酒回来!”
文蔷和周维汉两人平时都不在家吃饭,住处虽然有厨房,但其实用的并不多,因为两人做饭都不利索。
平时用锅灶最多的其实是杨秀芹,周维汉只好让梁大喜将杨秀芹喊来,如此一来,李云龙自然每次都能蹭上吃喝。
天色稍黑,院子里好不热闹,支在院子里的大锅是猪肉炖粉条子,屋里还有一锅小米饭。
李云龙压低声音:“我在鲁西南那是吃香的喝辣的,这到了延州之后,整天清汤寡水的,肚子里的油硬生生的给我刮干净了!”
李云龙那点津贴没用在改善生活上,全用来买烟了,一包香烟五角钱,每月五块钱的津贴全用来买烟,满打满算也才十包烟。
这年头,类似李云龙这样的老烟枪可不在少数,上级领导也明白这一点,所以高级干部每个月都能领两条香烟。
几人正说着,院子外突出传来旅长的声音:“李云龙,我就知道你又来周维汉这打秋风,你可是让我好找啊!”
到了延州之后,因为跟旅长住在一口窑洞里,李云龙也不像以前那般闻声色变,干笑一声:“旅长,我媳妇这算是技术如伙,咱不过是跟着沾光!”
“好啊,那就合着我一个人是打秋风的?告诉你,今天我也是带着东西来的!”旅长说着从棉服里掏出一条香烟:“呐,下个月的香烟我提前预支了!”
与八路军这边的欢声笑语相比,华北派遣军那边可谓是愁容惨淡。
在石原莞尔的指挥之下,华北派遣军拿下中条山地区,间接挽回了之前的颓势,但是好景不长,随着日本国内爆发起义,日本高层查出来起义军的首领,正是当初在津门兵变的叛军首领汤本信夫。
于是接连给华北派遣军发来训斥电报,石原莞尔相当于替冈村宁次背了锅。
日本国内起义至今已兴起一月有余,原本日本高层认为扑灭起义是举手之劳,但是起义军层出不穷,扑灭一股又出来一股。
由汤本信夫的率领的起义军在席卷神户、京都、大阪三地之后,遭到驻守于关西地区的日军守备师团重创,只能向山区转移。
但是革命的火种已经播下,关西其余各地纷纷有工人、农民揭竿而起,众所周知,日军的师团是根据地区编练而成。
这些守备师团在别的地区剿灭起义军还算是尽心尽力,但是当听到家乡也爆发起义之后,一下子就军心打乱,纷纷嚷嚷着要回家乡驻守,生怕别的地区守备师团祸害了家乡父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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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随着全体军民在根据地搞大生产运动,各项产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,大大缓解了延州在经济上的困境。
尤其是三边(定边,靖边,安边)盐业的恢复,让延州的进项多了不少,当时国军甚至提出了要“咸死边区”的口号,禁止西按盐贩只能去更远的宁、青地区运盐。
不过延州方面同样有对策,根据西按盐业供应现状,决定盐价不降反提,造成西按盐贩心理恐慌。
提价20%后,盐商要求按原价购买,延州坚持不降,盐商算了一下,即使提价20%也比从宁、青贩盐划得来,于是纷纷到延州抢购。
延州目前实行的是小模化的共产主义,但是领导干部跟普通战士还是有细微的差别,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津贴以及伙食上。
周维汉刚到延州的时候,就领了一套生活物品以及当月的津贴。
按照1938年制定的津贴标准:普通战士或班长一元,排长二元、连长三元、营长四元、团长以上一律五元,包括一号在内都是五元。
惟有抗大、马院,鲁艺等学校的教员是例外,一些著名的文化人,学者基本上是五——十元。
例如,冼星海十五元,鲁艺音乐系教员一律十二元,助教六元,当然发放的都是边区币。
周维汉是团级以上干部,每月津贴五元,由于在抗大任教,每月多给三元教课费,文蔷到延州之后,按照营级干部发放津贴四元,夫妻俩总共十二元。
按照延州的物价,一斤猪肉2角钱、10个鸡蛋1角钱、土布每尺3角、食盐每斗5角8分,可以说非常不错。
按照不同的级别,伙食待遇也不同,分设大、中、小灶。
高干小灶为四菜或二菜一汤,中层干部吃中灶,一般干部的小灶为高粱米饭或小米粥、大锅菜。
差别仍不大,具体如下:
大灶:每月八次肉,每次四两,馒头每月四次,菜内增油四五钱,碾碎细米,米汤加豆。
中灶:饭以现在水平为准,每天三两肉。
小灶:菜维持现在水平,每日米面各一半,饭菜注意调剂变换。
以周维汉所在的抗大为例,学员们统一住窑洞,洞高一丈余,长两丈余,洞前临窗靠墙一长坑,能睡十几人。
每人每月发放纸十张、墨水五钱、铅笔两支,报纸一窑一份,煤油灯两人一盏。
高级班(地委与旅以上干部)吃中灶,普通班或中级班吃大灶。
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,即使是在战争年代,依旧不影响人们对于过年的渴望。
眼瞅着还有几天过年,抗大也给学员放了假,教育长搞来十几头大肥猪,还有不少延安本地的特产。…
每个教员能分到五斤猪肉,两斤延州的红枣,两斤核桃,外加十斤小米,三尺土布。周维汉拎着这些东西,一路上遇见的同志们都喜笑颜开,一进院子,发现和尚、万金刚还有梁大喜都在。
“首长,我们那发了点东西!”和尚咧嘴一笑。
和尚三人都编入了延州卫戍部队中,平时跟着一起训练,待遇为排级,梁大喜年纪小,编制在卫戍部队,但是平时总跟着文蔷。
周维汉闻言点了点头,和尚他们吃的是大灶,平时没办法开伙,所以平时总来周维汉这打秋风。
“那行,晚上都在这吃!”周维汉说完又从兜里掏出来两块钱,嘱咐和尚:“给你两块钱,一块钱买两包烟,剩下一块买点酒回来!”
文蔷和周维汉两人平时都不在家吃饭,住处虽然有厨房,但其实用的并不多,因为两人做饭都不利索。
平时用锅灶最多的其实是杨秀芹,周维汉只好让梁大喜将杨秀芹喊来,如此一来,李云龙自然每次都能蹭上吃喝。
天色稍黑,院子里好不热闹,支在院子里的大锅是猪肉炖粉条子,屋里还有一锅小米饭。
李云龙压低声音:“我在鲁西南那是吃香的喝辣的,这到了延州之后,整天清汤寡水的,肚子里的油硬生生的给我刮干净了!”
李云龙那点津贴没用在改善生活上,全用来买烟了,一包香烟五角钱,每月五块钱的津贴全用来买烟,满打满算也才十包烟。
这年头,类似李云龙这样的老烟枪可不在少数,上级领导也明白这一点,所以高级干部每个月都能领两条香烟。
几人正说着,院子外突出传来旅长的声音:“李云龙,我就知道你又来周维汉这打秋风,你可是让我好找啊!”
到了延州之后,因为跟旅长住在一口窑洞里,李云龙也不像以前那般闻声色变,干笑一声:“旅长,我媳妇这算是技术如伙,咱不过是跟着沾光!”
“好啊,那就合着我一个人是打秋风的?告诉你,今天我也是带着东西来的!”旅长说着从棉服里掏出一条香烟:“呐,下个月的香烟我提前预支了!”
与八路军这边的欢声笑语相比,华北派遣军那边可谓是愁容惨淡。
在石原莞尔的指挥之下,华北派遣军拿下中条山地区,间接挽回了之前的颓势,但是好景不长,随着日本国内爆发起义,日本高层查出来起义军的首领,正是当初在津门兵变的叛军首领汤本信夫。
于是接连给华北派遣军发来训斥电报,石原莞尔相当于替冈村宁次背了锅。
日本国内起义至今已兴起一月有余,原本日本高层认为扑灭起义是举手之劳,但是起义军层出不穷,扑灭一股又出来一股。
由汤本信夫的率领的起义军在席卷神户、京都、大阪三地之后,遭到驻守于关西地区的日军守备师团重创,只能向山区转移。
但是革命的火种已经播下,关西其余各地纷纷有工人、农民揭竿而起,众所周知,日军的师团是根据地区编练而成。
这些守备师团在别的地区剿灭起义军还算是尽心尽力,但是当听到家乡也爆发起义之后,一下子就军心打乱,纷纷嚷嚷着要回家乡驻守,生怕别的地区守备师团祸害了家乡父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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